国内高校越来越多“90后”“95后”教授、博导涌现。

近日，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刊文介绍该院2025年新进教师风采。其中新近入职的“95后”博士生导师郭敬、江佳凤、洪峥怡以及出生于1994年的施秦生等人受到舆论关注。实际上，之前分别于2023年和2024年入职的倪逸偲和庄玄朴也都出生于1994年，具有博导资格。

8月14日，浙大哲学学院四位新晋“准95后”博导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近日受到舆论关注，他们感到有些意外。公众对于“95后”博导的关注，其实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一次聚焦。这也说明了高校的学术体系在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

这几位年轻有为的博导正式身份是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根据浙江大学人才工作办公室官网发布的《浙江大学“百人计划”招聘启事》显示，为了引进并培养一批符合学科发展方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青年学者，造就一支支撑学校未来发展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浙江大学借鉴国际高水平大学教师聘任的学术标准和程序，试行教师Tenure－Track制，实施“百人计划”。

上述文件显示，招聘对象及条件之一是：具有国际高水平大学助理教授或副教授相当水平的优秀青年人才；年龄一般在35周岁左右，身体健康；入选后，全职在岗工作。入选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的学者被聘任为研究员，具有博士生招生资格。

值得关注的是，在国内不少高校，博导不再是学术地位的象征，而是一个工作岗位。不论是教授还是讲师，只要符合具有博士学位、有科研经费、所在学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本人有水平有能力等条件，就可以担任博导。

浙江大学哲学学科历史悠久，文脉流长。在近百年的历史中，马一浮、熊十力、牟宗三、谢幼伟、严群、沈善洪、夏基松等名师大家都曾任教于此。近年来浙江大学哲学学院不拘一格纳揽人才，成为国内发展最为迅速的哲学院系之一。

“公众关注‘95后’博导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聚焦”

口述者：江佳凤，1996年生，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中国哲学。

江佳凤

近日受到舆论关注，我感到有些意外。关于您提到的现象（高校越来越多“90后”“95后”教授、博导涌现），我想说明一个背景：我能获得博士生招生资格，主要是得益于浙江大学实施的“百人计划研究员”制度。

这个计划赋予入选的年轻教师博士生招生资格，是在高校人事制度中比较超前的尝试。所以大家看到的，其实是这个项目背景下涌现出的一批年轻学者群体，我个人只是其中之一。与其说这是对我个人的关注，不如说是公众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一次聚焦。

因此，我觉得“90后”“95后”教授、博导的涌现，本质上反映的是像浙大这样的一流高校，在人才评价和培养机制上的创新与突破。它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只要有能力、有潜力，高校就愿意为年轻人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让他们能更早地独立开展研究、培养团队。这对于激发青年学者的创新活力、推动学科发展都是非常有益的。

我的学术成长经历其实和很多青年学者一样，都经历过迷茫、痛苦和自我怀疑的阶段。支撑我走过来的，最根本的还是对哲学本身的热爱和一份坚持的信念——这可能是每个科研工作者心底最真实的动力。

青年教师确实要同时面对教学、科研、项目经费等多方面的现实压力。但对我来说，哲学研究始终是一件能带来深层快乐的事情，它是我理解世界、安顿心灵的独特方式。

面对考核压力，我觉得关键在于“守”：守住自己的研究节奏和方向，允许自己有“厚积”的空间。哲学思考尤其需要沉淀，很难急就章。与其被短期指标打乱步伐，不如相信扎实的积累终会迎来“薄发”的时刻。保持定力，着力深耕。

当下，人工智能不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突破，也引发了深刻的伦理、认知与社会问题。例如，人工智能的自主性与责任划分、算法偏见与公平、数据隐私与人类尊严、智能与意识的界限等，都是传统哲学未曾遇到的新课题。

正是这些新课题，激发了哲学思想的新活力——哲学需要重新思考“人”与“智能”的本质关系，反思技术发展的价值取向，并为社会提供理论指导与价值评判的框架。可以说，人工智能既是哲学的挑战，其带来的问题同时也为哲学创新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在浙大高度支持人文学科发展的背景下，我认为哲学学科的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知识性协同。在“新文科”建设的多学科融合框架中，哲学可以与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法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形成理论互补；同时，还能够与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等自然科学开展跨学科合作。这种知识性协同不仅能拓展学科边界，还能促进方法论创新与问题意识的深化。

第二，是元反思功能。作为基础性与方法性学科，哲学可以在整个“新文科”建设中承担概念澄清、价值引导、逻辑论证和方法批判的角色。它不仅关注具体学科的知识产出，更强调对学科范式、研究路径及其社会意义的反思。这种元反思作用，有助于新文科在多学科协作中保持理论自觉与价值定向，从而在注重实用性的同时，保有深厚的人文关怀与价值自觉。

“想好了要‘坐冷板凳’”

口述者：郭敬，1996年生，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宗教学。

郭敬

我很荣幸能够在博士毕业后进入浙江大学工作。浙大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老师，我从读书时期就开始学习他（她）们的研究成果并获益匪浅，今后我仍会以“学生”的身份来看待自己，在浙大的平台上继续努力。

做任何事都需要日积月累的慢功夫。我本科是学梵语巴利语的，选择这个专业其实已经想好了要“坐冷板凳”，但入学后仍然被一周五天每天白天上课、晚上做翻译作业，周末继续做翻译作业的学习强度“折磨”了一番。这段本科的学习经历和求学路上所有老师的治学态度都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那就是不要太在意别人做什么、别人说什么，专注于自己手头的事并坚持做下去。压力也好，外界的关注也好，都可以坦然接受，但不要停下自己的脚步。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服务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不对立”

口述者：洪峥怡，1995年生，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逻辑学。

洪峥怡

在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各行各业都进行着变革，带来大量由人工智能及人的改变。这样的时期充满机遇也难免喧嚣。哲学的意义是由人及人工智能的，它提供了一个反思的视角，藉由这种冷静自持的反思，来更好地使用人工智能，发展人工智能。

我的研究领域是逻辑学，逻辑与智能的双向赋能，本质上是人类理性与机器智能的共同进化。在理论层面，逻辑学通过形式化方法为AI注入可解释性与安全性；在实践层面，AI的海量数据与计算能力反哺逻辑学，催生动态开放的新型推理系统。当我们重新审视语言、认知与逻辑的深层关系，寻找语言和认知中的规则，对机器的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做出相应的规范，对于认识人类自身与发展人工智能都是有益的。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本都服务于人类文明的进步，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在“新文科”建设理念的引导下，我们更多的并不是关注学科的划界，而是问题的解决。

当下的哲学，自然与其他人文学科一道，承担着传承人类优秀文化的使命。而在传承经典的同时，也通过密切关注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找到了更多领域协同的切入点。浙大哲学近年来在这一领域做了很多探索，比如，逻辑学与计算机科学结合，推动逻辑推理算法模型的开发，也参与认知科学、社会网络等复杂系统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哲学与伦理的交叉，研究算法伦理、数据隐私、AI决策的哲学基础等问题，这些对于新兴科技的反思也是不可或缺的。

“包容的评价体系对于青年学者成长尤为重要”

口述者：施秦生，1994年生，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宗教学。

施秦生

我平时专注于古代文献研究，突然因为年龄成为关注焦点，感觉挺特别的。“90后”“95后”博导的涌现，我认为是一个积极的现象，说明我们的学术体系在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

不过，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关键还是学术实力和研究成果。我们这一代青年学者成长在信息化时代，在文献获取、国际交流等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学术研究的根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底，这些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我们既要保持年轻人的创新活力，也要虚心向前辈学者学习，在传承中创新。

我的学术道路算是比较专一的。从四川大学文学本科开始，我就对传统文化特别是道教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在川大继续攻读哲学硕士、博士，专攻宗教学方向，深耕道教文献和历史文化研究，尤其专注于道教星斗信仰这一领域。

2022年来到浙大做博士后，如今转为“百人计划”研究员，这三年的经历让我收获颇丰。浙大为我提供了一个宽广而深厚的学术平台，不仅让我在原有的研究领域继续深入探索，更重要的是帮助我拓展了新的学术视野——我开始围绕“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展开道教神仙图像研究，这为我的学术研究增添了新的维度。

这里的学术环境令人印象深刻：丰富的研究资源、开放的交流氛围，加上优美的校园和热情的师生，为紧张的学术生活增添了许多温暖。更难得的是，浙大包容开放的学术传统，让我能够沉下心来专注于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这对一个年轻学者来说是极其珍贵的。

对我来说，道教研究有着独特的吸引力。以我对《太真科》的研究为例，这部南北朝时期的重要经典长期受困于日本学者在该领域形成的研究瓶颈，当我通过细致的文献梳理，重新厘清其体例特征和成书过程时，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令人难忘。

更让我着迷的是对道教星斗信仰的研究。自人类仰望苍穹以来，便与星辰结下了不解之缘。道教的星斗信仰尤为丰富深邃，它不仅是天文观测的产物，更是哲学思辨与宗教体验的结晶，几乎渗透到教义、修行、仪式的各个层面。中华文明素有“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的传统，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道教星斗信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当我在道经中追踪星神从汉唐到宋元的演变轨迹，看它如何从简单的自然崇拜发展成复杂的信仰体系时，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发现历史脉络的学术快感，更是与那永恒星辰与浩瀚天道的精神对话。这种超越时空的学术体验，是支撑我继续前行的深层动力。

面对考核压力，我的体会是需要在急迫性和持久性之间找到平衡。一方面，宗教学研究确实需要“慢工出细活”，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往往需要查阅大量古籍，反复推敲数月、数年之久。另一方面，现实的考核要求也摆在那里，不能完全脱离发表的节奏。我的应对策略是：坚持质量优先的原则，宁可发表周期长一些，也要确保每篇文章都经得起推敲。

AI时代对哲学学科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从我的专业领域来看，人工智能在文献整理、图像识别、数据分析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工具。比如在道教研究中，AI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检索相关史料，识别和分析道教神仙图像的特征，甚至协助我们发现文献之间的关联性。

但更重要的是，AI时代恰恰凸显了哲学思辨的价值。当机器可以处理大量信息时，人文学者的独特价值就在于深度思考、价值判断和文化阐释。宗教学研究中的很多问题，比如信仰的本质、精神文化的传承、人与超越性存在的关系等，这些都是AI无法替代人类进行思考的领域。我认为哲学学科要在新时代焕发活力，需要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积极拥抱新技术，用现代化的手段来研究传统的问题，用哲学的智慧来思考时代的课题。

对于如何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促进青年学者成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包容性的评价体系。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节奏，评价标准不应该完全一刀切。特别是对于宗教学这样的基础学科，确实需要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如果评价体系能够充分考虑到学科特殊性和多元性，我相信会有更多青年学者愿意投身到这些重要但相对冷门的研究领域中来。毕竟，一个健全的学术生态需要各个学科的均衡发展，基础学科的繁荣对整个人文社科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